从根本上说，鄂豫皖的地理条件决定了其总体粮食供应只是仅限于够吃水平，部分区域粮食产量确实较低，这是不容改变的事实。
所以以大别山为主要区域，固然有利于红军以此为屏障，开展游击作战，但同时山多地少，土地贫瘠，也造成粮食供应的紧张。
对于程刚提出的问题，大部分同志都表示了赞同，并且在接下来的商议中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想法。
当然了，大家最为看重的自然要数程刚的意见，毕竟这位在中央苏区就是一直总管后勤的存在，而且只要看到红一军团战士们的营养水平，就能明白这位程部长确实有两把刷子。
不过这背后其实也并非大家想象的那么完美，因为赣南闽西一带的气候本来就得天独厚，虽然地处山区但雨热不缺，收成肯定要比北方地区高上一些。
再加上铁厂提供的农具，程刚带来的良种，以及根据地军民一年多来不遗余力的水利建设，这才有了丰收的效果。
此外，中央苏区在财政方面，因为有了程刚的援助，不需要大规模从白区采购物资，也就不用向外出售粮食，提升上来的财政盈余便省出了一部分，成了进入军民口中的福利。
所以从去年开始，程刚便不用大规模传送粮草，而将运力集中到了生产领域。
但细致分析下来就会发现，这样的模式其实很难在其他地区推广，必须要因地制宜才行。
只是鄂豫皖这边的同志不清楚底细，才使得程刚的建议充满了分量，引发广泛思考的同时，也带来了不少争议。
“程部长，重视生产这点我相信大家都没有意见，这次你带来了不少种子，水稻、红薯、南瓜都有，而且这些作物还在赣、闽一带都取得了丰收，这次我们可以大力推广种植。
此外，不管是扩大生产铁质农具，还是积极宣传农业技术，这些只要具备了相关条件，肯定能起到不小的效果。
但是有一点，在农场建设方面，侧重于小农经济的做法是不是有些过于保守了？”
程刚拿出的这一揽子解决方案，大都是在过去两三年里经过实践检验的短平快办法，同时在这几个月里又结合了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修正，所以很容易就得到了不少认同。
但在个别问题上，还是有同志不太能够接受，比如特委书记曾钟生就觉得这位程部长似乎不怎么支持农场模式，言语中对这一套并不推崇。
不过即便如此，考虑到程刚的威信和丰富经验，曾书记也只是提出了一个“保守”的质疑，并没有将此提高到上纲上线的程度。
“这个问题问得很好，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看，小农经济应该说是未来肯定要淘汰的产物，大工业大生产的农场经济，才是社会主义农业的必然趋势。”
对于同志们提出的质疑，程刚并不以为意，类似的问题他不知道回答了多少次，已经算是驾轻就熟，所以讲起话来当然自信满满，给人一种强烈的可信任感。
而且事实也是如此，程刚亲眼见识过所谓的工业化农场模式，美国那边什么情况就暂且不说了，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，国内的平原地区也在逐渐淘汰小农经济，年轻人纷纷进城务工，不愿意再停留在农村的一亩三分地上，这就是社会的进步。
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复杂程度要远超于所有人的想象，若是指望在没有足够的组织力情况下，简单地改变一下生产关系，就能极大促进生产力的进步，那么现实必然会站出来教做人。
所以程刚继续说道：“但是，根据我们在赣南推广的经验，农场的建设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维持，才能保证生产效率超过小农模式的精耕细作。
就目前来看，我们的根据地，一缺富有经验的基层骨干，二缺足够覆盖全域的现代化农业设备，那么全面推行农场建设就有些不合时宜，甚至可能产生诸多负面影响。
唯一可取的办法，就只有搞军队农场，其他地方上的农场顶多只能作为试点，一旦在缺乏准备的前提下大规模推广，我们承担不起这个代价。
作为gc主义者，大家都有一个共识，那就是工人阶级是最富有创造力，也是最为进步的阶级。
但想要在一个一无所有的农业区培养出足够多的工人，可不是随意拉来一批农民，给他们贴上工人的标签，就能把事情干成的。”
程刚说着这些的时候，脑子里也在回想过去自己犯下的那些错误，为了尽快培养起工人队伍，他难免存在急功近利的毛病，这本来也可以理解，但期间出现的种种问题，确实让人大开眼界。
他主持的根据地建设，其实很大程度上都在模仿建国后的二元制模式，即通过工农业剪刀差将资本集中到有限的工业生产中来，同时大幅提高工人的待遇和政治地位，并不断吸收其他阶级的先进分子进入工人队伍。
这么做的结果自然是显著的，但是其中相当粗糙的操作还是不免留下了一地鸡毛。
打个比方，初期招收进来的人员并不一定都能满足工业化生产的需要，毕竟农业社会散漫、凌乱的作风，实在和工厂的纪律搭不上边，即便是推行了相当严苛的军训制度，也存在大量确实不适合工作的人员。
那么这些人又要如何安置，简单地淘汰肯定是不行的，这些雇农、手工业者大多是羡慕工人阶级的地位，所以放弃了原有的土地、工作而来，没得完善的处理程序，后面群众有了顾虑就别想招收新人进来了。
所以大概是去年年底的时候，程刚在群众调查中了解到了这个问题，这才反应过来应该设法推行相关配套措施，一方面严格新工人的准入条件，另一方面妥善安置这些被淘汰人员返工复业。
但想要做到这两者都不容易，各个工厂本来就缺人，而且因为程刚的大量投入，其扩张速度远超乎自身培养人才的速度，必须大规模吸收外来人员进行补充。
而妥善安置也不是那么好办的，让他们重新务农就必须分配土地，回到手工业就必须安排岗位，可但凡地种得好的，手上有点技术的，谁又会愿意随意改行，反过来讲，那些愿意改行的在原行当中是个什么水平，自然也不用多说了。
其实如果放在一个完善的工业化组织当中，这些问题都算不上是太大的麻烦，哪怕是没有现成的制度，只要执行人员足够灵活且富有组织经验，终究还是可以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。
再不济人家也有充裕的本钱，完全可以做到以一力破万物，后世的“精准扶贫”大概就是这么个路数。
但程刚本来就是个没啥基层经验的愣头青，而他手下的那些干部别说经验了，连文化水平都参差不齐，干起事情自然错漏百出，所以闹出了不少笑话。
但土共的同志唯有一处优点是其他大多数组织比不上的，那就是学习经验和吸收教训的能力，在李润石的指导下，程刚带着大家一点点总结问题，尝试解决办法，这才搭建起了一个勉强运行起来的制度。
而回到鄂豫皖这边来，中央苏区好歹还有程刚的援助打底，撑起了不小的架子，所以才会遇到这些“幸福的烦恼”，可这边那是真的想扶都扶不起来了，至少在近几年里是不可能办成的。
若是真如某些同志建议的那样，大规模推行农场制度，把没人种植的田地集中起来管理，设想上确实不错。
可根据程刚的了解，当地在这方面基本没啥经验，强行上马的结果，很可能就是农场没有耕种好，农民的收获也减少了，连带着整片区域的生产都成了问题。
历史上也不是没有过先例，而且正是在土地革命时期，迫于现状各地的干部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想出了非常多的办法，但这些办法基本上良莠不齐，有效的策略其实相当少见。
而且碍于当时左倾的土地政策，加上组织者极度缺乏经验，最后不少地方都变成了“许多生产是荒芜了，木子(梓)无人收，山林无人禁，什么菜与麦地也很少的人种，农民都好像懒起来了。”
知道后来确实尝到了苦果，吸取了这些教训，方才有了进一步的改进。
现在有了程刚的插手，自然不会坐视局势径直恶化，所以他首先提出了更为合理的建议，即暂缓过于激进的模式，优先把重心集中在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，同时小规模推行军队农场，利用红军自身的组织性保证大农业的正常运行。
当然了，这些制度有没有用暂且不说，但肯定不会收到地方同志的欢迎，曾钟生的质疑还算是客气的了，其他一些更加尖刻的问题也不是没有提出来。
比如在调动积极性上，眼下其实还有一个“富农主义”的帽子挂在不少干部的头上，李润石就被盖了一个，程刚自然也少不了。
因为想要农民专心生产，那么必须保证多劳多得，不能搞绝对化的平均主义，更不能让一些掌握了耕种技术的农民，因为种植出了更多的粮食，反而被划归到所谓富农之中，并蒙受巨量损失，不然的话，别说富农了，就算是贫农都会因此而发生动摇。
而要怎么解决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，这可是一门复杂的课题，至少对于当前还不够完善的土共而言，其实还有不少弯路要走，程刚能做的也就只有适当提个醒，给大家搭好不至于跌落深渊的防护网而已。
另外在粮食的交易问题上，程刚也发现当地普遍存在强迫规定粮食收购价格的现象，红军的收购价甚至还不如白区的高，使得不少农民偷偷将粮食运到外面去销售，造成了不小的损失。
总而言之，这些不成熟、甚至在后世看来有些让人哭笑不得的举措，有的确实是因为干部没有经验拎不清路数，有的又很大程度上源于财政的困境，不得已而为之。
再考虑到其中一些内容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政治路线上的矛盾，就使得境况显得愈发复杂，即便有了程刚坐镇，在一些话题上大家还是难免吵得不可开交。
这次以缺乏合格的农业工人为核心论点，再又添加了不少他自己总结的案例，程刚勉强说服了曾种生同志，算是整场会议中的一小截片段。
至于对那些实在讲不通的人，程刚也只能甩出“你在教我做事？”的态度强行压制回去，凭借着更加丰富的经验，他倒也有这个底气。
而且还必须要考虑到北上的数千人，在鄂豫皖根据地建设中将会发挥的重大作用，所以鄂豫皖想要获得进一步发展，就必须依赖于这些北上支援的队伍。
这些人员在中央苏区工作过相当长的时间，打下了深刻的思想印迹，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属于李润石和程刚的嫡系。
有了这批人作为后盾，当地同志即便再有意见，也必须尊重程刚的想法，这也是他得以反客为主的很大一部分原因。
说得不客气些，即使程刚拉下脸在这里搞起大清洗，也不是没可能做不到，甚至清完了地方派，马上就能拉来一批空降干部补充进来。
只不过程刚到底还是顾忌影响的，根本不屑于参与过于低劣的政治斗争（当然他也没得这个厚黑的本事），所以只能近乎费力不讨好地说服大家，依靠提出问题、解决问题的模式，逐渐获得地方同志的认可。
在这方面他似乎还有一个半是优势半是劣势的特点，那就是程刚几乎可以算得上党内唯一一个“流动”干部，因为也只有他有能力定期在各根据地之间安全转移。
所以可以说各地都是程刚的基本盘，也可以说他根本就不存在基本盘，具体到鄂豫皖这边，既然知道程部长要不了多久就得离开，那么在此之前让他放一回炮，也就勉强能够接受了。
实际上在大多数同志看来，程刚更像是一位过来传授经验的老师，而非直接负责领导工作的干部，愿意听的就听，不愿意听的他也不会直接强迫，只是后果就得自己负责了。
于是在十一月底十二月初的这些天里，当地的同志确实见识到了什么叫做博览广识，密集的争论反而将程刚的优势展现得更加明显，同时也避免了他缺乏政治经验的劣势。
但时间总是飞快，十二月五日，在众人不舍的挽留之中，他们公认的程老师带着精挑细选的两千余人，再次踏上了新的征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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