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之前我看过统计报表，今年秋收鄂豫皖各县都取得了不错的成效，尤其是尹山县，大多数地区水稻产量增加了二三成，有的甚至达到了五成，听说还出现了‘赤色区米价一元一斗，白色区一元只能买四五升’的奇景，这说明我们的土地改革制度确实显现出了相当的威力。
但是我们同样也清楚，丰收的背后，除了土改对于农民劳作积极性的促进，以及少部分铁质农具的投入外，天时的作用也是无法忽视的，可话说回来，谁又能保证接下来的几年里就一定会风调雨顺？所以未雨绸缪才是关键。
更何况，现在距离明年的秋收还有至少10个月左右的时间，按照以往的经验，期间我们至少需要击退敌人两次以上的进剿行动，战争对生产的破坏效果同样需要提前考虑到位。
因此我敢断定，到了明年，鄂豫皖必然会面临一次粮食危机。
于是问题就来了，在接下来的大半年时间里，我们的首要任务当然是稳固现有的地盘，但与此同时，又应该怎么做些什么来应对后续的粮食危机，我觉得应该是大家都必须思考的问题。”
十一月三十日，就在程刚与许、徐二人彻夜长谈后的第三天，他又参加了鄂豫皖特委的一次临时会议，同时在会议上再一次阐述了自己对于根据地后续发展的设想，并给反过来给众人提出了要求。
实际上，之所以会召开这次会议，背后与程刚也有相当密切的联系，之前李润石已经在鄂豫皖打下了一定的思想基础，而且在红一军团离开之前，大家也有过类似的碰头会议，基本上确定了大概的方略。
但是在不少细节上当地同志还是存在各种分歧，只是李润石的时间有限，自然不可能留下来一一解决，所以仍然遗留了不少首尾，而程刚马上也要离开，大家便希望能够在此之前尽量商议清楚。
在诸多问题当中，摆在第一位当属后面一年的发展战略，到底是扩张还是守成，具体而言，现在确实是吃撑了，但迟早还是会消化干净，而等到消化完后，是考虑保持现有节奏，继续扩大农村根据地的范围，还是继续向内深耕，维持当前边界，这里其实还有挺多的不同意见。
一部分同志认为半年的时间已经足以消化现有的果实，等到击退了敌人的攻势，便可以开始谋划下一步的扩张，哪怕不打城市，多占据几处平原地区，也可以大大缓解现有的困境。
而另一部分同志认为，现在红军对于地方的掌控还远没有到完备的地步，想要实际消化到手的地盘，可能至少需要一年以上甚至更多的时间，在此之前，只有深耕发展生产力，从现有的土地上获得更多的粮食，才能保证后续的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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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了，虽然存在分歧，但具体的讨论其实也没有到不可开交的地步，而且在程刚眼中，当众人把目光集中在此的时候，实际上就已经默认了放下所谓的城市战略，转而开始考虑如何走好农村路线。
这已经算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了，毕竟鄂豫皖的干部当中，其实有不少还是申城派来的同志，这些人在思想上肯定更加倾向于中央的城市策略，虽说近期李利叁同志已经消停了不少，但想要彻底扭转先前的惯性，还是要付出大量的努力。
好在终究还是争取过来了，而且伍翔宇也马上就要回国，以他在党内的地位和话语权，继续清除剩下的隐患并不算太难。
不过千人千面，哪怕是确定了要从农村入手，那也可以分出不同的思路，而这些分歧的背后，归根结底又集中到了一点上，那就是粮食，眼下程刚的发言正是围绕此处。
而在抛下疑问让众人思考之后，程刚则拿着一口搪瓷茶缸狠狠地喝了大半杯，接着继续说道：
“李委员说过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，我之前没有在这里长期工作，因此具体的解决办法我肯定是说不出来的，只能凭借先前的经验大概说些思路，在这里就作为一个抛砖引玉吧，希望大家不要介意。
自古以来，耕与战都是被放在一起讨论的两个概念，虽说这次召开的是特委会议，没有着重强调军事问题，但我们都应该认识到，绝不能将这两点机械地分割开来看待。
进一步讲，唯物辩证法认为，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处于普遍的联系之中，普遍联系引起事物的运动发展。
而在我们的革命事业当中，耕与战是联系得最为紧密的事物，而且正是这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，从而成为了我们后续工作的主旋律。
具体而言，我在这里把军事与粮食的联系分为以下两个方面。
首先，在后续阶段的军事行动中，果党军队及反动民团的很可能对我们进行大规模的破坏和烧抢，从而造成苏区粮食的严重损失。
我们都知道，过去几年里反动军阀和地主豪绅的烧杀劫掠，正是使群众弄得没有饭吃的原因，甚至可以说，如果没有反动军队及民团来苏区破坏，那么苏区的粮食虽不能多余，可大概率也是够吃的。
但很显然我们必须首先考虑到这点影响的存在，要清楚地认识到反动势力对于我们红色政权，绝对是恨之入骨，眼下他们可能碍于红军的强大而暂时蛰伏，但只要果党发动大军围剿，各种还乡团、清乡队就会犹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。
到时候，如果我们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，不能够扎根到最基层的农村去，那么待到这些势力潜伏进来，什么坏事都可能给你做绝咯。
栽了稻子的田地里，把田埂挖断，把秧田犁了，而等到谷黄的时候，把已收割的堆着没打的谷子偷偷给烧了，已打了在家藏着的就悄悄挑了去，甚至直接在田里的把谷子帮你给收了，然后都挑去搬到城里或军队民团驻扎的地方堆着，那时候我们能怎么办？
这么一来，只消个把月功夫，有了这些反动派的蹂躏﹑践踏，农民就不敢耕种，田地就很有可能荒芜，我们的粮食也将会没得着落。
如果再考虑得更多一些，即便我们的部队将敌人抵御在了根据地外围，但敌人同样也可以在赤白交界地区进行破坏，使得我们需要调拨大量粮食来救济民众。
说白了，在反动派的眼中是没有人民这个概念的，他们只会想着如何尽快扼杀革命的火种，至于其中将要付出的代价，没有人会在乎。
届时，若是反动派们将革命区域边界民众的房屋、柴草、谷米、衣服……等烧得干干净净，让成千上万的跑反群众不能归家，那么他们的吃饭、穿衣、居住……都会成为相当严重的问题。
同志们，我甚至可以预料，只要敌人的下一波围剿过来，我们就会看到四面八方的民众不得不跑到苏区范围内求生，这些人都没有饭吃，又将会消耗我们大批的粮食，造成更大的难题。”
随着程刚的陈述，在座众人的脸色也纷纷开始凝重起来，其实在过去一两年的革命浪潮中，大家并非没有见识过那些反动派的手段，更是其中不少行径比这还要更为残酷。
但是眼下在所有人看来，就是妥妥的革命高潮，血气上脑之下，并非每个人都能够保持绝对的理智，或者可以说大部分同志都希望能够尽快打开局面。
可程刚描述的这些问题，正是历史上此地面临的困境，而且他还是适度调整过，没有说得如当年那般严重。
但同时又要考虑到，鄂豫皖的武装力量确实得到了大幅增强，但他们掌控的地盘同样也扩张了不少，以目前的兵力到底能不能守好，并且保证不至于出现较大的损失，伤害到后续的发展潜力，这都是说不定的事情。
毕竟在程刚的设想中，红军可不能跟果党打着打着，结果把内部经济越打越烂，最后不得不撤离向外地发展，这样他先期的投入可就大半打了水漂了。
所以他更加希望各个根据地能够稳扎稳打，不要随便就来一招天魔解体，再大的金手指也撑不住这样折腾。
可想要让同志们保持冷静谨慎的态度，这个难度可比命令大家不计一切代价地攻打城市要困难得多，从某种程度来看，这其实算得上逆天而为。
不过话又说回来，程刚的存在本来就不符合普遍认知中的客观规律，所以一通操作下来，倒还是让他做成了不少事。
所以，等程刚说完上面这段之后，大家大多露出了一脸深思的表情，还有些同志似乎在欲言又止，而程刚则装作没有看见，继续了自己的陈述。
“要避免这些隐患，就必须有一支强有力的队伍保卫根据地，绝对不能让内部的防卫力量陷入空虚的境地，从而使果党军队得以趁虚而入，而且还要大力推广群防群治，发动广大农民的力量。
但这样又带来了另一个问题，同时也是我所讲的第二个方面，征召大量青壮加入红军以及基层政权，同样又会使得劳动力减少、公职人员增加，从而反过来加剧粮食供应之困难。
首先是劳动力的减少，现在红一军大概从各县征召了八千人，据我了解这些战士基本都脱离了农业生产。
而再考虑到已经牺牲和将要牺牲的，还有不能接受我们的政策走上反动路线的，根据地很可能会要损失一万到两万的劳动力，甚至还不止。
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，过度减少的青壮，必将导致田地抛荒，那么下一年的粮食供应又会成为问题。
接下来是非劳动人口的增加，工厂、学校、医院以及各级党政机关，这些机构增加的公职人员都需要分配大量粮食，加重我们的供应负担。
根据我的经验，想要维持各单位的持续稳定发展，不投入大量粮食物资是不可能的，这样又会是一个财政大头。
而且，在中央苏区的支援抵达之后，我们的各项事业确实得到了相当大的助力，只需坚持个一两年，就能拥有长足发展。
这般情况下，我相信任何一个同志都不愿意轻易放弃如此的大好局面，再苦再累也得咬着牙坚持下去。”
说到这里，程刚把拳头握紧高举在头上，似乎是在宣誓一般，大家也受到了他的影响而变得心潮澎湃。
说一千道一万，革命发展到了这个地步，已经大幅超出了他们的想象，而且这次红一军团又把他们建设的蓝图全盘复制了过来，鄂豫皖当地的同志说不兴奋那肯定是骗人的。
正如程刚所言，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打定了主意，哪怕拼了这条命不要，也得守住手中的这些种子，而看到火候到了，程刚便开始趁热打铁，做起了最后的总结。
“同志们，红色政权的扩张是必然的趋势，但胜利的曙光越是闪耀，我们就越要看到前路的艰险。
今年苏区的谷子可以算得丰收，看起来似乎有了更进一步的可能，多占几片地就多一分威势，多一份收获，可同时更可能增添一分风险。
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。越是看到美好的愿景，我们就越要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，耕与战，两手都要抓，两手都要硬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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