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公益
国潮1980正文卷做公益前面说过，为回馈宁卫民第二次慷慨解囊把流失海外的重要文物买回，并无偿捐赠给市文物局一事。
市文物局让宁卫民自己在琉璃厂选了一个空着店面，并且免费交由他来使用，以此作为褒奖。
而宁卫民挑中的店铺，具体位置就在容宝斋对面。
使用面积足有二百多平米，还是个复式结构的小楼，那是相当宽敞了。
尽管在这个年代，国家对店铺租金有严格的价格限制。
这个店铺文物局要是出租出去，顶多每月收取八百块钱的房租。
尽管这个复式结构的小楼朝向不好，是个冬不暖，夏不凉的倒座儿房。
但这样的店面毕竟是在热门商业区比较优越的位置，并不耽误做买卖。
照样不是一般人能够问津染指的旺铺。
只有国营单位才有资格提出承租申请，而且还得凭关系。
要说句大实话，但凡这几年宁卫民没长进，还像他过去惦记秀水街和东华门夜市摊位时那样的贪心和市侩。
他只要把这家店铺像切豆腐似的划拉成小块，然后当个二房东分租出去，就能让他每个月多出至少上万块的进项来。
远比那些还在绞尽脑汁去找俏货卖的个体户要滋润得多。
所以说，他这样的福气，还是相当令旁人眼馋的啊。
一开始的时候，宁卫民其实真没想太多。
他琢磨着既然琉璃厂的古文化街洋人多，建筑物格局又相近，就想着把这个二层小楼干脆开成惠文堂的分号。
也像东京六本木的那家书店似的，以文艺咖啡馆的形势来招揽顾客，不显山不露水地把高端商品和那些艺术品卖出去。
像什么东花市的料器、锦匣厂的绢人、工艺品厂的仿古瓷、煤市街街道的工艺品，还有美术院校雕塑系的学生的个人作品。
用这些玩意“宰宰”那些慕名前来的外国游客，其实挺合适。
顺便还能卖卖咖啡，做做简餐，在那些崇洋媚外，认为咖啡比茶好的“高等人”身上，额外捞上一笔。
实际上，就连人事方面的问题他都想好了，根本不用费事从社会上公开招聘。
因为知青返城的影响仍未完全消化，煤市街街道的待业青年多着呢，那都是近年来打学校里出来的应届毕业生。
借此机会正好替李主任解决几个人的就业安置问题。
像培训方面他也有得天独厚的优势，只要从天坛公园斋宫的商店和咖啡厅，调几个人来给这些小青年当老师即可。
连店长一开始都可以让斋宫的人先轮换替着。
等以后这些新人适应了，干好了，再从他们之中找个值得栽培的苗子顶上。
说白了吧，这家店他并不想操多少心。
这样的话，无论哪儿头的人，对他而言，都是知根知底的。
等他一走，这店让他们这么管着，依然省心又放心，多好？
他不但能和街道双赢，而且还是躺着挣钱。
如果再算上那些找着工作的待业青年和代为培训挣外快的人，就更是多赢了。
能把事儿办成这样，简直没挑儿了！连他自己都想夸自己几句。
可后来，当宁卫民和街道推荐来的八个小青年一接触，他就不这么想了。
别看这些年轻人都是比较差劲的高中毕业，考大学考不上，又没有社会经验和一技之长。
好些人见生人杵窝子，连说几句话都脸红。
压根就没人敢问工资多少，有没有劳保，有没有饭补。
对他们来说，只要有个不脏不臭又不累的工作，那已经是莫大的福气了。
可这八个人里有三个，居然下意识中一起问了同样的问题——他们能否在下班之后借阅店里的图书？
这倒是让宁卫民大感意外，也非常好奇。
他不免开口反问。
“你们这么喜欢看书吗？那为什么不去图书馆借书呢？”
那仨人都沉默了，大概是以为宁卫民不乐意。
面面相觑中又丧失了回答的勇气。
倒是另外一个人替他们开口解释。
“经理，大点的图书馆可都远着呢。咱们南边儿哪儿有啊？去一次骑车也得累断腿。更别说那些地方门坎还高呢。大学图书馆只对大学里的师生开放。国家图书馆，市属图书馆，人家都不搭理我们，只接待高级知识分子，要单位介绍信的。有哪个是我们这样的人借阅的了的啊。……”
“哦……”宁卫民又问，“那区里的图书馆呢？区里不有文化站吗？总不至于门槛这么高吧？”
然而所有小青年这次都笑了，好像宁卫民说了个天大的笑话。
还是那个人继续解释，“您说的没错，区里能借书。可办个借阅证手续麻烦极了，比入党查的都严。恨不得把祖宗三代的情况都得协商，填写好几张表格不说，还得交照片和十块钱押金。您看我们这样的，吃着家里的，喝着家里的，镚子儿不往家拿？哪儿好意思再找家里要钱看闲书啊？”
这还没完呢，他话音刚落，其他人也忍不住纷纷吐槽。
大概是积攒已久的愤慨，终于让他们抛开了怯懦。
“哎哟，这也就罢了。关键是区图书馆开门的时间没谱啊，有时候一关就能关个十天半拉月的。逢年过节更是大门紧闭。即使开门每天也是很短的时间，顶多三四个小时。就那点时间不够我找书的呢。而且那儿的书又旧，新书几乎没有，好多都是六十年代之前的，还有不少缺页的……”
“对对，而且文化馆那帮人，还都不讲理，特孙子！去借书就跟求他们似的，个个爱答不理的，稍微麻烦点他们就得挨骂。我一同学，有一次还让一小子给讹了。原本借书的时候就有缺页，可还书时候区文化站的非赖我那同学，硬是冤枉他，罚了他五毛钱。就冲这帮人，区里图书馆也没法去……”
“经理，我们想看书真没那么容易。在学校的时候，谁有本书都是大家传着看的，一被老师没收，全完。家里要有亲戚在大厂上班还好的，能从工会的图书馆里借借书看，可那些书也都是有限的，借阅时间也短。又不好老麻烦亲戚。新华书店去看书，看不了几眼就有人要撵你，问你买不买？甚至就连在家都不受待见，我爸我妈只要晚上看见我碰就来气，嫌弃我费电，故意挤兑人。说你那么爱看书，怎么考不上大学……”
“经理，您就答应我们吧。谢谢您了，我们保证不会损坏图书……”
“是啊，只要您答应，我们一定小心仔细，保证上班儿不耽误店里的工作……”
听到这里，宁卫民这才真正意识到，他刚才的问题是多么不切实际。
没想到啊，自己居然一不留神，也成了问出“何不食肉糜”的人了。
没的说，面对这些小青年热切的脸和无比热切的恳求。
本就觉得这要求其实不算过分的宁卫民，当然不忍心让他们失望，也就顺势点头同意了。
然而让他更没想到的是，这些小青年反应非常夸张。
简直欣喜若狂，像是得到了什么极为珍贵的礼物。
而这也让他对这些小青年们更是心生怜悯。
这天回去之后，在心绪不宁中，宁卫民又感到了难以成眠。
躺在床上，他为这件事琢磨了很久。
毫无疑问，作为见过未来世界的穿越者，他比谁都能体会到文化的价值和意义。
虽然对他个人来说，会觉得通过和人打交道的方式，所获取的信息和知识，要比抱着书本肯，更实用也更有效。
但他却不能否认，书籍才是绝大多数人们获取知识最方便，也最普遍的渠道。
就像一个相声演员说过的，一个人可以没有文凭，但是不能没有文化。
他深感掌握必要的知识和信息，是现代社会中每一个想要有所作为的人，所不能，也不应该或缺的。
多读书，读杂书，尽管不能让一个立竿见影找到好工作，马上就为他带来实际的经济利益。
但却能让一个人因此开阔心胸和眼界，获得创造力和想象力。
也更容易让人在重要十字路口选择正确的方向，顺利通过生活的考验，获得真正的幸福。
无论于国于民，还是于人于己，都是一件好事。
尤其是这个年代，年轻人对于各种知识和新思想、新观念，有着普遍性的巨大的渴求。
这是多么难得的一件事啊。
不是人人都有机会上大学的，但是人人都应该持续不断丰富自己，提升自己。
书籍就是最好的渠道，最好的工具。
对比三十年后的人们天天迷恋网络，连大学生都爱那些毫无营养的“奶头乐”，这个时代的青年渴求知识和信息的需求之大，是天差地别的。
而这不正是我们国家强大的希望和发展的基础吗？
可惜目前的社会却无法满足青年人的精神需求，图书馆等公共文化设施严重不足。
这种情况，也不知会耽误多少有志青年，又局限了多少有天赋的人。
所以想来想去，宁卫民觉得自己其实可以，他也很想，在这方面为社会做一些事情。
在他看来，如果能够满足整个京城青年人们的读书需要，帮助这些青年获得更多的知识和信息。
很可能对于国家来说，对于京城来说，比他从日本赚个上万亿日元的财富补贴到家乡，还要有价值。
设想一下吧，在日本人集体为金钱疯狂，沦陷在物欲横流之中的时候。
华夏的青年们却热衷读书，吸取着精神养料，不断提高着素质。
这种此消彼长所造成的影响和后果，可是绝对值得期待的。
于是经过了这一晚，宁卫民的决策有了重大变化。
原本可以牟取暴利的经营模式，他决定要放弃了。
而是把惠文堂书店的分号改成面向社会公众的，具有公益性质的，类似于小小图书馆的读书机构。
而且他还不满足只开这么一家，打算走连锁店的模式。
初步决定，至少两三年内，在京城的八个区里每个区都开一家才行。
如果今后有条件的话，他还会继续扩大规模，向津门进发。
之后还能承受的了，那也许就会开到沪海、花城，甚至开遍全国，也未可知。
说白了，从此他在国内开办的惠文堂分号，就不打算再挣什么钱了，只要不赔太多就好。
“每月一元钱，读遍所有书”，这就是他为公益性的惠文堂想出来的广告语。
至于具体做法，就是对爱读书的人，以身份证号码或户口本做登记，然后收取十二元的押金。即可让该读者成为惠文堂的会员，随意从惠文堂书店现有图书中挑选自己喜欢的读物。
何时归还悉听尊便，不过一次性最多只能同时借走五本书。
而且发放的会员证有效期仅为一年。
提前收取的十二元押金就相当于读者借阅的年费。
会员证到期后，如果读者不再续费就自动作废，相当于有效期内一年中，每月收费一元。
如果和公立的图书馆相比，宁卫民的书店，最大的优势是手续简单，押金也少。
而且没有节假日，只要开业后，全年每天都有人值班，方便读者借还。
还有他肯定会买一批比较热门的读物充斥书库的，绝不会像公立图书馆那样。
里面的书目几乎和现实世界相差了十几年。
恨不得还全是《金光大道》、《艳阳天》这样早已过时的呢。
当然了，像这么干那肯定是要赔钱的。
因为即便琉璃厂这家书店无需租金，开业后能拥有一千名会员，那一年下来也就收取一万两千元而已。
这点钱勉强也够给职工开支的吧，连水电费都得另外想辙，就别谈增补读物的费用了。
那么没办法，宁卫民还是得额外在店里卖点茶水、咖啡、糕点、文具，还有那些工艺品什么的来补贴主业才行。
不过，这些东西的价格和档次肯定就要接地气的那种了。
顶多在提供便民服务的同时，赚几个小钱儿罢了。
但话说回来了，宁卫民毕竟不是普通人。
由他来开办这样的公益性读书机构，比起旁人还是有莫大优势的，起码能他在成本上就会省很多。
为什么呢？
因为其一，他过去一直为皮尔卡顿公司和天坛公园策划的活动。
特别是夏季书展，这让他跟许多的出版社建立了较好的关系。
他如果有需要的话，无论哪个出版社肯定会以最低的折扣把库存书给他。
真要是滞销好几年的，弄不好为了清库，卖个人情，还白送他了。
还有其二，孙五福是替他游街串巷收旧货的，这么多年来给他收上来的旧货不老少，数以万计。
然而旧书、旧报、旧杂志、旧照片和旧图片，更多。
这些东西卖出去一部分，但剩下的也足足有两间房，起码两万册书籍呢。
原本宁卫民过去是打算在南神厨办个图书馆的，后来南神厨用于为西游记剧组筹钱，办展览了。
这批书册就没派上用场，现在可好，足够宁卫民支撑起两三家连锁店的。
这么说吧，别人要开这么一家书店，成本要是有四五万块的话，那对于宁卫民就是四五千足够了。
无论桌椅板凳，还是书架、家具、灯具全都包括在内
你说他到底有多么的合适呢。
至于最后说到让宁卫民头疼的事，那就只有一个。
这样的店铺虽然不挣钱，但却是积德的事儿，对于京城的老百姓很重要。
赔钱事小，但万万不能干走偏了，那就好事变坏事了。
所以宁卫民可不敢再随便交给别人管了。
他必须得找到一个有能力，值得托付，能不走样按他的计划把书店发展壮大的人才行。
想来想去，还真没别人了，张士慧就是最合适的人选。
俩人不但有着共同利益的买卖，而且张士慧作为他的代理人，替他管着斋宫。
如今也负责组织活动和媒体联系。
所以他只能再找张士慧帮忙，替他再扛一件事。
张士慧倒是也痛快，对宁卫民突然间又他找了这么个赔钱的买卖。
虽然无比惊讶，说是被吓了一大跳也不为过。
但如今的他也非昔日可比了，跟着宁卫民赚到手的钱已经花不完了。
这让他反而对于宁卫民如此信任自己感到很熨帖。
何况他也同样认为这件事是善举，觉得就像上次给街道捐厕所那件事一样，值得去做，应该去做。
唯一让他有所顾虑的就是宁卫民制订的规则似乎有漏洞——万一最后一个月，有人借书不还怎么办？
是不是应该再额外多收十二元钱，这才保险？
对他的疑惑，宁卫民是这么说的，“你不要总担心这种偶然事件。毕竟会员证是要登记身份证，或户口本的，大部分人难道不担心追责吗？你再想想看，新华书店丢书的情况有没有？在我看来，反倒是因为年轻人渴望读书，又没有钱和方便的渠道，才会造成这种偷书的现象。所以我们要做的，就是让想看书的人能用最低的成本获取知识。我相信，我们的身边还是好人多，多数人都有基本的道德操守。即便是仍然有人爱占便宜，避免不了你说的情况。但我们的书源成本很低，也负担得起这样的损失。可你要是多收十二块，许多家境贫寒的人，或许就真舍不得看了，那才是违背了我们的初衷。总之，我愿意承担这种风险。”
张士慧就这么被说服了，于是再没废话，略作思考就点了头。
不过他也有点私心，就额外提了个条件，要求这店得改名。
他的意思是，既然有他参与了，那就别叫惠文堂了。
干脆随烟酒店，叫“慧民读书社”的好。
说白了，他觉得这事儿不赚钱可以，但也不能白干，必须得跟着赚点名誉。
只要宁卫民答应这条，他甚至愿意个人也投资个五万块，帮宁卫民分担一些亏空。
那对于宁卫民来说，这当然是好事了。
他一想，也是啊。
惠文堂反正是个日本书店，日后要有了声誉，那岂不是让鬼子沾光了？
不知道的人，弄不好还误会了，到时候会念日本人的好儿呢。
得了，还是满足张士慧这小子那点虚荣心吧。
于是二话没说就答应了。
而且第二天就去更工商打了招呼，把申请执照的店名给改了。
这件事办完，张士慧算是正式入伙，他的五万块也迅速到账，成了店里的本金。
加上宁卫民自己初始投资的五万元，本金总共十万块。
另外，为防范意外，宁卫民还把江惠的联系方式给了张士慧了。
告诉他，要是自己回日本之后，万一哪天读书社找到好的位置要开分店，钱不够用了。
他就报自己的名，找江惠要贷款去。
这个时候，宁卫民又想起了头几天的邂逅，不免心生一种神奇之感。
觉得那天自己碰上江惠，也许真的就是天意呀。
这不，江惠倒是成了给读书社兜底儿的保险栓了。